安检员细查细验 “卧底蜘蛛”难逃法眼

要注意，我说的无为，不是希腊政府的不作为，不是意大利政府的不作为，而是欧盟政府的不作为。

无疑，经济全球化推动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增长，但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决定了中国经济发展和增长模式的问题，成就巨大，但是代价也巨大。所以经济学家认为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，做什么比怎么做更加重要，因为如果一个国家拥有核心技术，其经济活动总是与知识，创新，报酬递增联系在一起，由此能够持续创造财富，进而降低成本，拉动工资提升，政府税基的扩大，形成经济的良性循环，否则只能使经济走向恶性循环和不可持续。

四是能源消耗与环境破坏使中国自身生存环境面临危机。三是环境被极大的污染。总的来讲，中国制造受制于全球分工体系，没有自己的独立性，制造基本上基于外需而不是内需，中国制造实际是为美国和西方跨国公司打工，其状况是，一是劳动力被剥削。其五，作为世界工厂，中国自然又成为全球第一大能源消费国，中国近10年能源消耗增幅年平均8.9%。其三，作为世界工厂，中国制造业处于低端加工生产，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都由跨国公司主导或有外资背景，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，每个产业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有外资控制，在28个主要产业中，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。

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认为东亚奇迹是不可持续的，如果讲亚洲的增长有什么秘密的话，无非就是推迟享受，愿意为了在未来获得收入而牺牲眼前的享受，这正好与欧美国家相反，他们是提前享受，以牺牲未来和下一代的利益，显然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决定不同的消费模式与此相对，中国发展模式主要表现为无繁荣的增长，因为其增长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基础上，以至于压抑了中国内需的释放，无法进到繁荣。如果政府收入不能满足履行公共服务职能所必需的支出，或者税收收入增长无法保证公共财政政策的连续性，政府只能要么通过发债等方式筹措资金，要么削减预算开支。

这种意见并不完全客观。在IMF《政府财政统计年鉴(2009)》中，中国的数据为2007年。其中，国外某杂志发布的所谓2009年税负痛苦指数排行，一度吸引了国内媒体的关注。宏观税负既有总体水平问题，也有结构性差异，不能忽略具体项目和负担对象。

2009年与2000年相比，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年均增长19.6％，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年均增长20.8％，预算安排的医疗卫生支出年均增长25.4％。比如，中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规定了11项应税所得，对不同类型所得确定了不同税率。

按税收和政府非税收入计算的宏观税负，发达国家平均比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高出7.7个百分点，这主要是因发达国家社会保险缴款等规模要超过发展中国家。例如，基于某种政策意图，政府对企业或公民的财政支持，既可以实行税收减免方式，也可以采取资金补助形式。今后一个时期，中国宏观税负不仅有上升的需要，也有提升的空间。由此产生的纠结实属正常，无需渲染。

2009年与2000年相比，GDP年均增长10.3％，人均GDP年均增长9.6％。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平均为35.6％(其中，社会保险缴款占6.9％)，最高为52％，最低为21％个人之间既有利益冲突，也有利益一致。近世虽开始承认利益，但仍用抽象、笼统的国家和人民代替具体的个人，以此建立毋庸置疑的先验权威，再通过朕即国家和天子乃兆民之首的逻辑转换，证明特权和暴力的正当性。

在具体的个人利益面前，不存在铁板一块的人民利益。2010年中国城镇人口六亿七千万，农村人口正好也是六亿七千万，在猪肉价格上涨的利益两难中，谁代表人民？即使过几年城镇人口占了大多数，农民的利益就要服从城里人的吗？房价的悖论也是这样，城镇居民住房自有率在80%以上，如果有房的多数代表人民，打压房价的现行政策就是损害人民利益。

替天行道意味着官和民的权利不平等，唯官员拥有执行天意的权利，特权不需要理由，官位本身就是理由。几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：公平的目标只能通过公平的手段来实现，非正义的手段不会产生正义的结果。

无分贵贱，无论贫富，无所谓众寡，每一个人都享有和其他人同样的权利。政府经个人授权，负责管理公共事务。当前的利益纷争之所以导致社会的不稳定，根子不在利益冲突本身，而是解决利益冲突的传统方式。以不平等的权利追求平等，就像在歪斜的地基上盖建大楼，无论地面上的建筑如何平正，终究都要倒塌。平等、理性的个人需要学会协商和妥协，在发生冲突时，依照一致同意的规则分配利益，根据一致同意的程序协调利益。贫富如何均，穷人、富人说了都不算，要由皇上一锤定音。

政府用限购、限贷打压房价，同样属于违法行为，没有任何一条现行法律给了政府这样的权力。由于公道和公平并无一致认可的定义，打破僵局就不得不依靠声势，若唾沫和音量不足以压倒对方，便继之以拳脚，暴力成为唯一可行的裁决方式。

打土豪分田地则以贫和富权利的不平等为前提，无论勤奋或懒惰，穷人有权占有富人的财产，特权也不需要原因，贫穷本身就是原因。倾覆大厦的，正是明君清官的基本政策──抑强扶弱。

从抽象的人民到具体的个人，从抽象的天理到具体的人权，观念的转变是应对这些挑战的第一步，毫无疑问也是最困难的一步。如何在平等权利的基础上进行利益的分配，如何在法治的轨道内进行利益的协调，是一个古老文明所面临的现代挑战。

建立公正的利益分配和协调机制，起点只能是平等的权利。两边都是民，谁代表人民利益？房价怎样走才算符合人民利益？人民也不能用多数或少数定义。不平等权利必须也只能依靠暴力来维护，而暴力的正当性则来自抽象、笼统的理念，皇上称天命所在，百姓说天理难容。具体的利益一定是多元的，多元利益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。

两边都是民，谁代表人民利益？房价下跌，没房的叫好，有房的打砸售楼处。权利只可自愿让渡，而不得以任何名义强行剥夺，不管这名义有多么高尚和神圣。

从明君清官与造反农民到规则与程序，社会就从传统的人治转变为现代的法治。因为缺乏制衡机制，强权肆虐无度，最终超出弱者所能忍受的范围，民众便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，农民革命和皇权专制于是交替出现。

眼下的尴尬是，人们尚未找到一致认可的利益调节方式，仍然习惯性地求助于传统的公道和公平概念，试图用道德说教解决利益分配问题。猪肉价格上涨，城镇居民抱怨，乡下农民高兴。

房价上涨，业主打砸售楼处，这不是维权，而是违法行为，因为房价只涨不跌并不是业主的权利，而且法律也明确地禁止暴力。个人是权利和利益的终极载体，国家主权是国民权利的集合，民族利益是个人利益的加总，国家和民族因此不可能超越和凌驾于个人之上。至于天命为何，天理为何，谁也说不清楚。以自愿的市场交易为例，价格或高或低，必然会减少一方的利益，但成交总比不成交强。

自上而下即明君清官替天行道，强制推行均贫富的政策。如果无房的少数代表人民，有房的多数就应该心甘情愿地坐等自己的资产缩水吗？矛盾看似无解，实际反映的却是观念的落后。

多数人的暴力和少数人的暴力互为因果，同一逻辑周而复始，改朝换代多少次，公平永远遥不可及。依赖暴力的利益调节机制有两类：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。

议会代表由个人选举，根据个人意愿制定博弈规则──法律。在具体的张三、李四面前，抽象的人民一词失去了意义。